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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拉拉生育，大家可能会想到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所以这部电影不可避免地苦大仇深——一部非常熟悉的酷儿创伤电影。然而，导演艾丽斯.杜阿尔面对这样的题材处理得非常轻盈，就像邵艺辉导演的《好东西》一样，会时不时地笑出来，又时不时地落泪。我愿称《爱的证明》是拉拉生育版的《好东西》hhhh。

影片开头，电影还是黑幕（准确来说是红幕）时，导演用画外音展现了2014年法国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提案，这似乎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然而画风一转，女主席琳要去找律师去办理“收养”孩子的手续。席琳的伴侣纳迪亚怀孕，虽然她们已经结婚了，但是同性婚姻法案还不能赋予席琳合法的家长身份，她需要用“收养”的方式来成为孩子的家长。而这个手续，需要席琳找15位证人写证言，证明她有能力、有责任心去当她伴侣所生的孩子的家长。在与律师会谈结束，她支付给律师2500欧元的支票。这真的非常荒诞，在异性恋夫妻里面，丈夫和席琳一样，都不是怀孕的那一方，然而丈夫却能自动默认能够成为孩子的家长，并且无需找人来证明自己是否有责任心。同时ta们也不需要支付2500欧的律师费用，在影片后半部会提到席琳和纳迪亚为了怀孕花了一大笔钱来找精子库和试管婴儿。这侧面反映相比异性恋夫妻，拉拉生育需要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于是电影从席琳和她的伴侣纳迪亚一起找15位证人展开（并且这15位证人不能全是女同，要“多元化”，要有一定数量的异性恋夫妻，尤其是自己的母父）。

她们在找证人的时候，接触到许多异性恋夫妻育儿日常。席琳的一位直男好朋友，跟她袒露在他妻子快要生产时，他紧张得天天拉肚子；在产前培训时，一位丈夫因为太紧张所以低血糖晕倒了。这些略带幽默的细节说明：很多异性恋夫妻（尤其是丈夫，非怀孕的一方）在生产前都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但是ta们在法律上、社会观念上自动被批准成为孩子的家长；然而拉拉们为生育做了许多的努力，但是这个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e）社会却反复质疑她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成为孩子的家长，而这些外部的质疑也让她们内化为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片中有一幕纳迪亚躺在床上哭，她担心她不能成为女儿的榜样）。

席琳为了提前适应家长的角色，主动找她的直男朋友帮他带娃。在带娃的时候，遇到很多养育劳动的繁琐和无助的时刻。比如说给婴儿洗澡时，婴儿突然拉屎了；哄婴儿睡觉时，大一点的孩子咚咚咚地在玩闹，把婴儿吵醒了，又要继续哄睡，反反复复；孩子会把家里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要反复收拾；家长要有敏锐的鼻子，要时不时闻一下孩子的尿布，看看有没有拉屎拉尿……养育小孩如此繁琐，纳迪亚说都想堕胎了hhhhhh。

席琳和纳迪亚在怀孕的时间里，有许多快乐和激情的时光。她们会像热恋的时候去夜店跳舞，会突然之间想做爱（比许多异性恋夫妻要更有激情hhh）。然而她们也遇到与异性恋夫妻类似又有所不同的困境。纳迪亚怀孕之后，她发现自己以及伴侣的衣服一件都穿不下了，怀孕带来的身体变化让她感到非常不适；纳迪亚在跟直女朋友了解生产过程，直女朋友讲述生产过程中的痛苦以及其中的各种手术让她感到非常紧张和恶心；她们已经为怀上孩子花了很多钱了，但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并且生育完之后，因为她们的母父不会帮她们带孩子，她们的经济条件又不足以请月嫂，她们需要双肩挑，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做两份全职工作——这跟许多异性恋女性的生育困境非常相似。而席琳作为非怀孕的一方，她有着独特的困境。她有时候会跟异性恋男性一样，面对伴侣因为怀孕而产生的身体变化和情绪变化感到烦躁和压力；不同的是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年，她在法律上不是孩子的监护人，如果纳迪亚去世或者跟她离婚，她就会永远失去孩子，法律层面的不完善让席琳长期处在随时可能失去孩子的焦虑中——而这是异性恋夫妻体会不到的处境。她们会因为上述问题而难过、争吵；但是当席琳受到异性恋男性的冒犯时，身怀六甲的纳迪亚会给那个男的一拳，帮席琳出气。

除了在给异性恋朋友带娃，席琳和她妈妈的母女关系也描绘得非常细腻深刻。 她们的母女关系是即将成为母亲的席琳的镜像对照。席琳的母亲是音乐家（演奏钢琴古典乐），长期在外演出，所以席琳是由她爸爸带大的，她爸爸没有外出工作全职带她，然后在席琳7岁的时候去世了。席琳与她妈妈有很大的隔阂，她觉得她妈妈总是缺席她生命中重要时刻。于是在席琳成年之后的重要时刻，她也没有让妈妈参与进来：席琳没有邀请妈妈参加她的婚礼，也没有提前告诉母亲她的伴侣怀孕的事情，以至于证明材料需要找一张她和妈妈的合影都没有。她没有办法只好上油管找，找到她妈妈的采访：

主持人问她妈妈：你是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又是那个针对女性的愚蠢问题）？

她妈妈说：是她丈夫带的。她觉得最煎熬的时刻是她巡演完重聚的时刻。因为要么女儿还没准备好拥抱她，要么她还没准备好拥抱她女儿。她有点忮忌她丈夫跟她女儿的关系这么好。

席琳在看她妈妈的采访时，开始理解她妈妈的处境。因为即将成为孩子的家长的她其实和她妈妈当年处在类似的角色，然而不同的是，她妈妈有异性恋女性的特权---法律上自动承认她是孩子的家长，而席琳则需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在法律上承认她是孩子的家长。

我很喜欢一个镜头：席琳第一次拜访她妈妈时，她妈妈在演奏钢琴，但是席琳在优美的钢琴声中感到非常的焦灼，这也侧面呼应席琳虽然和她妈妈一样是在音乐行业工作，但是她去做DJ而不是追随她妈妈走上古典音乐的道路。她选择去做DJ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叛，但也是一种殊途同归。

最后母女和解的那一段非常感人。席琳的妈妈当年选择追求自己的事业而放下家庭。她在她的时代里，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非常先锋前卫的，是许多被困在母职惩罚的女性的榜样，她的选择为当时的女性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然而，在这条道路上，她遇到了新的痛苦——因为长期缺乏陪伴，导致她与女儿的关系疏远。每次重聚的时刻，女儿对她的疏离让她感到非常抑郁，而这种抑郁一方面折磨着她，另一方面又成为她音乐艺术创作的灵感（有点类似男性艺术家把忧郁当成灵感）。她与女儿之间的不理解不是女权主义的代价，而是这个父权制社会对母职的异化，以及这个社会没有做好准备让女性在生育之后获得相应的支持，她们被迫需要回答事业和家庭二选一这个零和博弈的问题；而一个健全的生育友好的社会是不需要让女性二选一，女性可以家庭事业都选。而她马上要看见她的女儿成为母亲了，她的女儿和她当年一样选择了一条更少人走的道路，只不过她当年是作为异性恋女性选择事业放弃家庭，而她的女儿作为女同性恋选择成为母亲。这两条都少人走的道路就像妈妈的古典音乐和女儿的DJ音乐一样殊途同归。在证言中，她写到：“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无法得知我们会成为怎么样的母父……席琳正在扮演妈妈的角色，并乐在其中。她正在塑造自己的角色，就跟所有女人一样。”每一代女性在面对生育的问题时，这个社会都没有做好相应的支持和准备；然而，她们面对这些结构性的困境，依然在努力塑造自己的角色，为下一代女性创造出更好的条件。就像席琳的母亲让女性知道在生育之后有放下家庭追求事业这条道路可以选择，席琳选择成为母亲让女性知道作为女同性恋也有成为母亲的权利。

影片最后，席琳和她伴侣纳迪亚开心地抱着她们的新出生的女儿。看到这里就哭了，其实很多家长看到ta们孩子第一眼，都会有一个类似的想法：我不求我的孩子如何大富大贵，如何出人头地，只求ta平安快乐健康地长大。然而，又有多少家长在后面记得自己的初衷呢（一些东亚小孩的不合时宜的感触）？

这部电影建立在法国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背景下，离我们国家似乎还是很遥远，席琳和纳迪亚遇到的拉拉生育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我们的香槟问题（不过我们国家也有许多单身女性或者拉拉生育的实践）。但是里面关于育儿劳动和多元成家的思考对我们来说依然有很大的启发：

育儿劳动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再生产劳动，在当代中国完全转移到个人身上。之所以说“当代中国”，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家务劳动社会化，育儿劳动是集体合作社或者公社来承担的，只不过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之后把繁重的育儿劳动转嫁到个体身上。于是育儿劳动就出现了三种途径：要么一方全职带娃（通常是女性成为家庭主妇），要么是家里的老人帮忙带娃（通常是年长女性），要么是足够中产有钱请月嫂or保姆（在港澳台地区有非常多的“跨国灰姑娘”，即东南亚地区的妇女去到上述地方来承担繁重的育儿劳动）。影片中双职工的席琳和纳迪亚她们在产后应该会比较拮据，很可能没钱请月嫂，她们的母父又不会帮带孩子，于是繁重的育儿劳动就会落在她们两个的头上。如果社会真的鼓励生育的话，为什么会把养育孩子这个如此巨大艰辛繁琐的无偿照料劳动转嫁到个体身上呢？

不过面对这种结构性的困境，或许多元成家的思路有助于帮助我们看到新的可能。影片中席琳就有好几次参与到她的直男朋友的两个孩子的养育劳动中。虽然我自己不想要小孩，但是我很愿意参与到我那些想生育的朋友的育儿劳动中。虽然可能就一年五六次这样，但是如果ta们想出去看一个演出，而ta们自己因为有孩子没法脱身，这时候我参与ta们育儿就很重要！如果有更多这样的伙伴参与到这样的育儿劳动中，一起帮助生育的朋友承担养育孩子的无偿照料劳动，那么一方面生育的朋友的压力就会极大的减轻，而另一方面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也非常有益，因为接触不同的人、习得不同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俗话说一个好的孩子是要吃百家饭长大的，而吃百家饭意味着需要“举社区之力养育孩子”。而更多的人参与养育劳动就是形成一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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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小蓝

编辑 | 暮云